在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动能偏弱、市场信心亟待提振的背景下，知名经济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期公开提出，应通过加大基建投资力度，确保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速达到4.5%至5%的目标。这一观点在学界和政界引发广泛讨论，也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基建投资：逆周期调节的关键抓手
余永定在多个场合指出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、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、居民消费意愿低迷等多重压力。传统增长引擎——出口和房地产——均显疲态，而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传统利器，仍有较大发力空间。他强调，“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，尤其在水利、环保、城市更新、数字新基建等领域，投资需求远未饱和。”
按照余永定的测算，若要实现2026年4.5%至5%的GDP增速，需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达到8%以上，其中基建投资增速至少应保持在10%至12%的区间。这并非激进数字，回顾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曾达11.5%，2023年一季度也维持较高水平，说明政策空间客观存在。
目标背后的经济逻辑
余永定认为，4.5%至5%的增速目标并非“强刺激”，而是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（约5%左右）的合理区间。“低于4.5%可能导致就业压力加剧、企业利润恶化、金融风险积累；高于5%则可能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。目标设定本身就是一种平衡。”他特别强调，基建投资不仅能直接拉动GDP，更能通过产业链传导带动钢铁、水泥、工程机械等行业复苏，进而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，形成消费-投资良性循环。
此外，余永定提出“时间窗口”概念：2025年至2026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黄金期。当前全球通胀压力缓解、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，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大空间；同时，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工作正在推进，中央财政加杠杆的阻力下降。“与其被动等待市场自发修复，不如主动出击，用基建投资托底需求。”
争议与应对：债务、效率与结构之忧
然而，加大基建投资的建议并非没有争议。反对者担忧：地方债务高企，继续加码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；部分基建项目投资回报率低下，容易形成“半拉子工程”或“鬼城”。对此，余永定回应称，关键在于“谁投资、怎么投”。
他建议，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责任，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长期建设债券为项目融资，而不是继续依赖地方平台公司。“中央政府负债率约23%，远低于主要经济体，加杠杆空间充裕。”同时，投资方向应从传统“铁公基”转向“新基建+民生补短板”，包括充电桩、数据中心、城市排水管网、养老设施等见效快、社会效益高的领域。他还主张引入绩效评估机制，对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分析，杜绝“为投资而投资”。
多方视角下的政策选择
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旭认为，余永定的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，“但需警惕投资挤出效应，即基建挤占民间投资空间。应更多采用PPP模式或政府购买服务，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。”而部分市场人士则更关注消费端，认为仅靠基建难以扭转预期，需配套减税降费、发放消费券等措施。
从政策层面看，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”，并将“适度加力、提质增效”作为财政政策基调。余永定的观点与这一方向高度契合，但具体力度还需结合一季度经济数据动态调整。可以预见，基建投资仍将是2025-2026年中国稳增长工具箱中的重要选项，而如何平衡债务风险与增长需求，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。
正如余永定所言：“当前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，让每一分钱都产出最大社会效益。”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，基建投资若能精准发力，4.5%至5%的增速目标并非遥不可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