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悍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，反诬中国军队所为，随即炮轰北大营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此后短短四个多月，东北全境沦陷，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提及这段屈辱历史，张学良的“不抵抗”命令几乎成为众矢之的。然而，鲜有人追问：除了少帅，是否还有其他人应该为东北的失守负责？为何身为吉林军政长官的爱新觉罗·熙洽，一个主动投降日寇、引狼入室的满清皇室后裔，却几乎在公众记忆中销声匿迹？
历史现场：两条截然不同的“失守”路径
要理解这种舆论差异，必须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。
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最高统帅，在事变当晚接到北大营告急电话时，下达了“不准抵抗，把枪放在库房里，挺着死”的命令。这一决策直接导致沈阳城不战而陷，东北军主力未放一枪便撤离。从战略角度看，张学良判断失误，他寄希望于国联调停，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，这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。
而熙洽的角色则更为恶劣。他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第七子，从小接受复辟清廷的教育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他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、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。当日军进攻吉林时，他不仅下令驻军缴械投降，还主动与日军勾结，在9月26日宣布“独立”，随后建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，自任长官。他甚至在向部下训话时声称：“我们满洲人要想恢复祖业，必须借助日本人的力量。”
一个是不抵抗而撤退，一个是主动投降并成为傀儡政权帮凶——行为的性质判若云泥。
舆论分化：为何张学良承受了绝大多数火力？
历史舆论的天平之所以严重倾向一方，背后有多重因素。
首先，是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。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最高统帅、少帅，他的一纸命令关乎数十万军队的生死存亡。在大众认知中，“领导者就该对重大决策负责”是朴素正义观的体现。而熙洽虽是一省军政长官，但在全国视野中影响力有限，他的背叛更多被归为“地方汉奸”范畴。
其次，历史叙事的选择性聚焦。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戏剧性转折——从西安事变的“民族功臣”到被软禁半世纪，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传奇。公众对他既爱又恨，争议的张力天然具备传播价值。而熙洽在伪满政权垮台后，作为战犯被苏联俘虏，1950年引渡回国，1954年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，其人生缺乏后来者记忆的“高光”或“反转”时刻。
第三，民族情感与身份标签的差异。 张学良是汉族将领，在民族危亡时刻，他的不抵抗被解读为“怯战”“畏敌”，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自尊。而熙洽是满清皇室后裔，他的投降行为很容易被简单归因为“满清余孽的复辟野心”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流舆论的关注权重——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“前朝遗老”的背叛是预料之中的“旧时代糟粕”。
第四，历史责任与道德评判的不同维度。 现代历史学者逐渐认识到，东北沦陷的责任不应全部压在张学良一人肩上。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国策、东北军内部派系矛盾、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，都是重要原因。但对熙洽而言，他的行为是清晰的个人选择——主动投敌，帮助侵略者奴役同胞，这在任何历史评判标准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叛国。
历史追问：遗忘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
“人人都骂张学良，却没人骂熙洽”，这种舆论失衡折射出一种集体记忆的简化机制。我们习惯于寻找一个简单答案、一个终极责任者，而忽略那些隐藏在角落里、同样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在九一八事变后，类似熙洽这样主动投靠日寇的东北军政官员并非个案：洮辽镇守使张海鹏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等，均是在日军未到之时便主动投降，随后成为伪满政权骨干。他们的变节行为，同样是东北迅速沦陷的重要原因。
历史评价应当理性而均衡。张学良的不抵抗需要批评，但不应被妖魔化；熙洽的叛国必须清算，而非任其淹没在故纸堆里。每一个在民族危难时刻做出错误选择的人，都应当承受历史应有的审判——无论他们的名字是否被写进教科书，无论他们背后的故事是否戏剧化。
今天当我们重提这段往事，不是要为谁翻案，而是提醒自己：历史记忆的公正，不仅在于记住那些宏大的悲壮，也在于不遗忘那些细碎的背叛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避免悲剧重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