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场名为“Against Usefulness”的国际跨学科研讨会近日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落下帷幕。来自哲学、艺术、教育学、科技伦理等领域的近百位学者联合发布《苏黎世宣言》，公开批判当代社会对“有用性”的盲目崇拜，呼吁重新审视“无用”之物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价值。这场会议迅速在欧美知识界引发震荡，并将于下月在北京、东京等地举行巡回讨论。
“有用性暴政”下的精神危机
“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贫困——不是物质匮乏，而是被‘有用’二字榨干了生活的丰富性。”研讨会发起人、牛津大学哲学教授玛莎·努斯鲍姆在主旨演讲中指出，从教育体系到职场文化，从科技创新到艺术创作，效率、产出、可量化的“价值”已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尺。她将这种现象定义为“有用性暴政”：一个人在什么意义上“有用”，往往由资本逻辑和行政权力预先设定，个体则被驯化为按需运转的齿轮。
据会议公布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，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，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“经常感到被工具化”——工作的意义被简化为KPI，学习的目的是获得证书，就连休闲也被包装成“提升生产力”的自我投资。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视频发言中补充道：“当年轻一代连恋爱都开始计算投入产出比，当博物馆里的画作必须证明自己‘能带来多少旅游收入’，我们就知道，功利主义已经侵蚀到了骨髓。”
从庄子到杜尚：无用之用的古老智慧
研讨会上，最引人注目的环节是对“无用”文化谱系的梳理。与会学者回溯了东、西方哲学中的非功利传统：古希腊的哲思（theoria）被视为最高贵的活动，恰恰因为它“不为任何实用目的”；中国道家哲学中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的智慧，在当代被重新激活。
来自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以庄子《逍遥游》中的大树寓言为例：“这棵树因为‘不材’而被匠人弃之不顾，却因此得以在深山自由生长，为旅人提供荫凉。两千多年前的先哲早已看透：所谓有用，往往带来的是被砍伐、被消费的命运。”
当代艺术实践成为这场辩论的另一个焦点。会议展出了法国著名观念艺术家皮埃尔·于热的作品——一座无法被分类、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“无用机器”。艺术评论家指出，自杜尚的“泉”以来，艺术一直在抵抗被工具化的命运。“艺术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，而是提出问题的场所。它的价值恰恰存在于它的‘无用性’之中——不被任何预设的参数所框定。”
算法时代的反思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批判“有用性”的浪潮并未停留在人文领域，而是引来了科技界的响应。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艾米莉·杜瓦尔展示了她的研究：当算法将“用户停留时长”“点击率”定义为“有用”时，推荐的只是最刺激多巴胺的垃圾信息，而那些“无用”的偶然发现、漫长的沉思和小众体验则被系统性地剔除。
“我们正在用‘有用性’的利刃阉割人类的好奇心。”杜瓦尔说，“在算法时代，保留一块‘无用’的领域，不仅是精神健康的必要，甚至是对抗数字独裁的公民责任。”
反对声音：“无用”的浪漫是否只是精英特权？
当然，这场运动也遭遇了尖锐的批评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发表评论指出，“Against Usefulness”有沦为“富人的矫情”之嫌——对于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底层民众而言，“有用”意味着获得收入、温饱与尊严，批判“有用性”本身是一种奢侈的立场。
对此，努斯鲍姆在回应中强调：“我们并非反对一切形式的‘有用’，而是反对把‘有用’窄化为可计算的、工具性的、由权力所定义的那一套标准。对于清洁工而言，他的劳动是有用的；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会做梦、会思考的人——如果整个社会只承认他作为‘清洁工’的有用性，而否定他作为一个完整人的存在价值，那就是暴政。”
余波与启示
研讨会闭幕后，《苏黎世宣言》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，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超过200万次讨论。许多公司人力资源主管也表示关注——部分科技企业开始尝试在考核中加入“无目的创造性活动”时间，芬兰和挪威的教育部门则表示将参考会议结论，重新审视“实用课程”在学生课表中的过高权重。
或许正如法国作家罗兰·巴特所言：“有点无用，正是生活最奢侈的地方。”当“内卷”和“效率至上”成为时代关键词，当AI开始替代越来越多“有用”的岗位，重新追问“什么是真正值得的生活”——这场发端于苏黎世的思考，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“有用”的一次无用之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