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赞美本是文明的馈赠，但当它变得卑微而无底线，便成了精神的毒药。”——这是近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oMA）一场名为“Abject Praise”的特展导语中的句子。这场持续三周的展览，展出了来自全球两百余封“极致赞美信”和数十段“跪拜式吹捧视频”，将当代文化界、政治圈与商业领域日益泛滥的“卑微赞美”现象推至聚光灯下，引发舆论震荡。
展览的策划人、文化评论家艾琳·福斯特（Eileen Foster）在接受采访时直言：“我们正生活在一个‘赞美通货膨胀’的时代。社交媒体、行业饭局、学术会议，甚至国际政治场合，充斥着一种丧失主体性的赞美。它并非源于真诚的欣赏，而是基于身份焦虑、利益交换或盲目的从众心理。这种赞美廉价而空洞，最终只能亵渎赞美本身的尊严。”
导火索：一场电影节上的“集体失语”
这场特展的创意，直接源于今年5月戛纳电影节上的一场争议。法国导演吕克·贝松（Luc Besson）的新作《最后的呼吸》在首映后，获得媒体几乎一边倒的“封神式”赞誉。多家欧洲权威影评机构给出“年度最佳”“电影史里程碑”“人类情感的巅峰表达”等措辞。然而，当独立影评人乔治·米勒（George Miller）在个人博客上指出影片“叙事结构断裂、情感渲染过度”时，他遭到了同行和影迷的猛烈围攻，甚至被扣上“不懂艺术”“嫉妒心作祟”的帽子。
米勒随后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题为《Abject Praise：当赞美成为一种暴力》的文章，揭露了电影节背后公关团队的运作：片方提前向数十位知名影评人提供“建议评语方向”，并承诺独家采访资源。这种“赞美交易”并非个案，而是行业潜规则。文章迅速在社交网络发酵，MoMA策展团队由此受到启发，决定将这种“卑微赞美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解剖。
展览现场：赞美可以有多“卑微”？
展览的第一部分名为“私人献媚”，展示了来自政商界与娱乐界的内部邮件和聊天记录。其中一封邮件来自某知名科技公司高管，在致一位艺术家的信中写道：“您的每一笔触都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，我愿跪伏在您面前聆听教诲。”另一封则是一名电影学院学生写给某导演的求教信：“我愿意用我未来十年的运气，换取您对我作品的一句肯定。您的呼吸都值得被写进史书。”
第二部分“公共赞美”则展出了社交媒体上点赞量超过百万的“彩虹屁”截图。例如一位时尚博主对某奢侈品牌的评价：“这件大衣不仅包裹身体，更包裹灵魂；不仅抵御寒冷，更抵御庸俗。”语言极尽华丽，却毫无具体细节。策展人福斯特指出：“当赞美失去了批判的对立面，它就不再是赞美，而是膜拜。膜拜是权力的游戏，不是情感的流动。”
文化批评家、哈佛大学教授萨曼莎·罗伯茨（Samantha Roberts）在展览手册中撰文分析：“卑微赞美的本质，是权力不对等下的精神臣服。赞美者通过无限拔高对方，间接矮化自己，从而在等级结构中获取安全感。这在中世纪宫廷中最为普遍，如今却在互联网时代全面复活——只不过‘皇帝’变成了流量明星、资本大亨或学术权威。”
“赞美暴政”下的沉默螺旋
展览最引人深思的部分，是“被压制的批评”展区。这里展示了许多被删改的负面评论、被举报的差评截图，以及因给出中立意见而被网络暴力的批评者的生活证言。一位不愿具名的书评人讲述，她在一次文学论坛上对某畅销书提出了几点结构上的改进建议，随后便被作者的粉丝团“人肉搜索”，甚至收到死亡威胁。她说：“现在我不敢在任何公开平台打三星以下，否则就是‘不配活着’。赞美成了唯一正确的政治正确，批评成了冒犯。”
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“赞美暴政”——当赞美变成一种社会规范，任何不参与赞美的人都会被边缘化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暴政往往以“文明”“友善”“正能量”的面目出现，让反对者难以开口。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薇在视频连线中表示：“卑微赞美是一种精神上的‘躺平’，它放弃了独立思考，放弃了对话的可能。长此以往，文化创造将失去真正的活水——真诚的批评与平等的交流。”
反思：赞美如何回归它的本义？
展览的最后一个空间，是一个由观众现场录制的“未来赞美录音室”。参与者被要求：请在三十秒内，基于具体事实赞美一位你尊敬的人，并避免任何夸张的比喻和绝对的表述。许多人在录制后感叹：“原来认真地赞美一个人，比随便说‘你太棒了’要难得多。”
艺术家徐冰在展后沙龙上指出：“赞美和批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。没有批评佐证的赞美是轻浮的，没有赞美滋养的批评是刻薄的。真正健康的场域，应该允许成人之美，也允许直言不讳。”
截至发稿时，“Abject Praise”展览已吸引超过12万人次参观，线上讨论浏览量突破5亿。多家文化机构宣布将联合发起“真诚赞美倡议”，呼吁在即将到来的艺术季中，评论家与媒体签署承诺书：赞美必有依据，批评必有温度。这场始于一场电影节争议的文化反思，或许正在撬动一个时代风气的冰山一角。
当赞美不再卑微，当批评不再危险，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值得赞美的世界。